三、表演的規范與不規范性：兩道高蹺表演形態的對比研究

從兩檔高蹺的表演形態來看，一方面，二者都借助于語言、服裝、化妝等非身體語言的手段呈現和解釋人物角色所表達的意涵。另一方面，則是直接借助身體作為暗示性與象征性動作的表現來傳達舞蹈內容。擺會中的高蹺表演與其他花會相結合，共同呈現了當地人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思想寫照，通過身體語言形態與外在道具服飾的結合，凸顯出文化意義并將其傳遞給觀賞者。

師徒  蔡利·攝

高蹺會的演員在擺會和撂場時，也可以和觀眾開玩笑，而這種表演上的靈活性更多體現在具有喜劇色彩的傻媽和傻小身上。我在跟會的時候就曾看到，擺會途中，傻小的扮演者從路邊賣零食的攤位隨手拿走一串糖葫蘆作為道具，而想要擁有這種免費待遇的條件就是，演員必須通過最簡練的動作將賣家逗樂。傻媽和傻小所表現的情節與對話臺詞，多與村民的生活習俗和時下的流行文化相關。由于高蹺的表演有一定的隨意性，演員也可隨時即興添加臺詞俚語。 我曾于2012年在當地的一家小賣店中，對小河西高蹺會的一位傻小的扮演者進行了訪談，部分訪談內容記錄如下：

孫：您能給我講下“傻小“這個角色在動作表演上的特點嗎？

江：要壞、要傻、還要靈，壞就是指男女之間的事兒，傻要傻出個意思，否則沒有樂趣，觀眾不愛看，傻就跟戲里面的傻小子是一樣的，道具是隨意的。

孫：當初怎么想進的小河西同義高蹺會？

江：我家挨著高蹺會，從七、八歲開始踩，那會喜歡弄兩根棍自己綁著繩子，到出會的時候就跟著他們踩著玩。退休之后，文革的前后時期，過年回家探親，趕上正月十五，就回來踩高蹺，不上班也要踩高蹺，過去那會都是師傅，去的話師傅要先看你適合踩哪個角，男角、女角、老的或是小的。

孫：當年出會的時候的表演和現在一樣嗎？

江： “十二樂”是主角，小孩有想跟著玩的就穿著自己扮演的角色的衣服跟著后面走，過去只能有十二個人，現在搞活了，形式比較自由。過去的春節也出會，大年初二那會，初一要出去拜年，形式與正月十五是一樣的，現在的春節就取消了。現在的表演與過去有很大的區別，過去人們練的都鉆，玩起來的活也很漂亮，人人喊好。

在這個表演性會社的內部，個人角色逐漸成為具有獨立性格特征的中心人物，這一特性擴大了他們表演的活動余地。例如在高蹺會撂場時，暫時性地打破了習俗與慣例，而且具有挑逗性和嘲諷的對話無處不在，這里不僅存在男性化的身體，同時也有性倒錯的身體，引來跟會的“粉絲們”笑聲襲襲。表演的內容規定了撂場時身體和語言逾越生活中道德法則的尺度，使這檔會在時代的轉變下有利于其生存與革新。在表演場域中的調侃與逗罵透過人們的笑聲凈化了空間與人，使人們在通常狀態下受壓抑的沖動得以釋放，為下一次的出會表演提供了有利條件，同時也打破了儀式中嚴肅與娛樂的界限。游神儀式作為當地一種典型的集體性節慶活動，無論會眾還是跟會的人們都試圖在這一刻達到一種情感上的一致，并通過“為火神爺表演”這一形式使這一意識最大限度獲得了認可，擺會儀式的娛樂慶祝活動存在這一客觀事實，為共同生活祈愿而歡呼，盡管這一存在的表達方式各不相同，甚至是有失公允，但這種借由儀式而展演的舞蹈，其身體語言的表達方式受其勝芳社會性和文化性的制度、道德和審美等觀念的影響。

作為一種民間藝術，勝芳高蹺的表演方式與跨鼓規范的表演完全不同。它的動作沒有固定的要求，也不受演員和表演技巧的局限。這種舞蹈表演的不規范性，固然與社區場域內的演出條件有關系，但是，也不排除人的主觀因素。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，恰恰是這一不規范性，為高蹺的再創造提供了理想的構架。表演中怪誕的身體線條清晰、輪廓分明。混雜于跟會的人群之中，兼容并蓄，與跟會人溝通聯系，因不滿其動作的局限性而從不斷對肢體的表演性進行創編與發揮。“怪誕的身體，與周遭世界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。它既不處于封閉的已完成的狀態，也不是現成品，而是一種自我超越，不斷突破自己的局限。焦點被放在了身體的各個部位，身體借由它們或向周遭世界開放，或在世界中向其自身開放，即大張著的嘴、乳房、隆起的肚子和鼻子。”

石軍生·攝

撂場過程中怪誕的身體與現代身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前者相當于人與角色之間起銜接作用的橋梁，標志著聯合。它不是自成一體的身體，大眾及大眾廣場傳統的逐漸衰退標志著身體作為獨立的部分出現，也彰顯著高蹺會會眾與他人之間的差異。后者則體現了人與現代社會與現代觀念的緊密聯系。

十二樂  邢華棣·攝

批四人幫  邢華棣·攝

信仰和游神儀式的社會功能首先體現在道德教化上。游神隊伍中各道花會的表演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心理釋放、娛人娛己、豐富業余生活的作用，這一點在每年的花會活動中表現得非常突出。最典型的就是每年游神隊伍中兩道高蹺會的表演，從三年來我的跟會感受看，兩道高蹺會是最受當地百姓喜愛和追捧的，其人氣在所有花會中最為高漲，高蹺會所到之處，看會的人無不蜂擁而至，表演開始后，更是接踵摩肩，我無數次地被里三層外三層的人群擠得無法動彈。勝芳的兩道高蹺會有各種各樣的固定角色，表演內容和角色形象也各不相同，我對其中幾個丑角的印象較為深刻。這些角色的扮相奇異、滑稽、夸張，表演也十分逗樂，演繹的有一部分是生活中發生的詼諧、窘態百出的情境，在這些滑稽中有不少生活化、直白的表述，甚至包含一些粗口，常人難免認為有些粗俗，但因為其真實，貼近百姓生活，觀眾們不但不反感，反而會看得開懷大笑，尤其是“傻小子”和男扮女裝的“傻媽”這兩個角色的表演中，有許多直白、露骨、涉及性方面的語言和動作，比如摸胸、揪屁股、翹屁股挑逗等，看似大膽、粗俗，但觀眾們卻在這種喜劇化的涉性情節中捧腹。就我對觀眾的觀察而言，有不少人害羞、不好意思，但是在觀看過程中始終非常開心。這顯然是民間文化活動或者傳統儀式中經常出現的一個現象。許多文化人類學家從功能主義的角度出發，將其視作一種情感宣泄方式，或將其視作一種對日常生活的“反結構”。表演者通過這種直白的表述和動作，將一種信號傳遞給觀看者，即，在這幾天的儀式過程中，觀眾在平日中較為壓抑、較少提到以及受到拘束和要求的事情在這幾天可以大膽放開，不受限制。這種喜劇化的表演即在一定程度上宣泄了人們對性的壓抑，充當著“安全閥”的角色。而那些帶著濃妝參加拜會的花會，如小車會、高蹺會、秧歌會、跨鼓會，彩妝其表達的不僅是熱情與喜慶，同時遮蓋了他們原有的面容，使他們在夸張、滑稽、興奮的狀態中狂歡，享受自由與放松，同時伴隨人們在歡樂中輕松度過一天。

高蹺會臉譜  李英杰·攝